当前位置:澳门娱乐城 > 娱乐新闻 > 部队返回二家川后

部队返回二家川后

文章作者:娱乐新闻 上传时间:2018-11-14

  1993年2月24日下午,当我们就要结束在阿姑社的采访时,杨汉杰老人讲到,当年的游击队员赵景春还在村里。我和海鹏忍不住激动,立即请老人带我们前去。

  三间土坯瓦房,低矮,破旧。赵景春有病,躺在土炕上,脸色很是憔悴。听说我们打听耀县游击队的事,76岁的老人长叹一声:“唉,不在了,他们都走了,就剩我还有口气呀!”的确,在阿姑社这个当年被敌人称作“窝子”的村子里,上一辈的“革命人”如今还能活着说话的,也就只有赵景春一人了。

  1933年7月22日,耀县游击队成立后在方巷口收缴民团的那天,年仅16岁,还是个半桩子娃娃的赵景春参加了游击队,成为耀县游击队最早的成员之一。

  老人身体很虚弱,但是讲起那段革命历程,眼睛里立即有了光彩,脸色也红润起来。我们静静地倾听着老人的叙述,中途几次想让老人停下来休息,没想到老人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色暗了下来,屋里打开了灯光。

  “那时候苦着哩,一年360天在外面跑,吃不上喝不上。冬天雪下得尺把深,干部战士都睡在雪地里。”

  随游击队到达照金的当天,赵景春和战友们就在距离薛家寨不到五里的白莲洼与敌孙友仁团打了一仗。“我们凭借地势,居高临下迎击敌人。断断续续打了约半天时间,直到天黑,敌人见攻不下来,就撤走了。”汇聚到照金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团,赵老说:“虽说是编了三个团,一个团只有三个连200多人,骑兵团有骡子马,不过七八十人,最好的武器是能压5发子弹的七九式步枪,好多人是徒手背大刀,澳门娱乐城扛梭标,可恓惶了!”

  1934年,赵景春被编入关中分区第7支队,队员有二十多人,25岁的张占虎担任队长,17岁的赵景春担任了支队指导员。适逢关中吃紧敌人大肆围剿,他们在小慈一带同敌人接上了火。敌人势力太强,他们先退到石门关,七里川,又退到十里川,再退到薛家寨后面的兔儿梁,休息一天后转移到马鞍岭上,住在雷神庙。第二天早上刚吃早饭,敌人又上来了,眼前的几个同志被打倒,赵景春边打边退,到了一个几丈高的石崖上。前是石崖,后有追兵,怎么办?赵景春想,“即使死也不能让敌人抓住。”就纵身跳了下去。好在身体被草丛阻挡,加上下面是河滩沙地,不曾受得重伤。刚跳下石崖,赵景春看到敌一当官的在前面不远处指挥,举手从后面就是一枪,打倒了敌人,自己钻梢林跑了。

  革命的实践锻炼着赵景春的智慧和胆识。一次战斗中,赵景春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可从来不曾用过手枪的他连机头怎么搂都不知道。恰巧,四五个被打散的敌人躲到了一个窟圈里,赵景春就一个人跳了下去,用手枪指着敌人大喊“缴枪不杀!”敌人看情况不妙,只好交了枪。事后赵景春谈及此事,同志们不免为他捏一把汗:“敌人要知道你的枪打不响,身边又没有人,还不掐死你。”赵景春的七支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逐渐扩充到70多人。“照金失守的那天晚上,我们却打下了甘肃的合水县。听到消息,我们支队往南,、吴岱峰他们从照金撤下来的人往北,在二家川接上了头,机关就设在了二家川。之后,马家军一直在进攻边区,我们集中了三个团(其实只有四个连队)在合水攻打马家军,那一仗太惨了,四个连长牺牲了三个,两个团长都带了伤。部队返回二家川后,吴岱峰代理了三团团长,到清涧、横山一带活动,我在保卫队,随一起到了洛河川一带。”

  “我是在郭家掌那一仗中负伤的,仗打得很惨。”1936年,敌人清缴边区正紧,赵景春随部队攻打旬邑的民团,当时估计敌人不会来很多,谁知敌人集中了旬邑大部分民团和一个营的兵力。战斗进行得很艰苦,一个支队牺牲的只有七八个人了,被赵景春带着退到一个土坎后面,伤员都没来得及抬下来。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关中支队司令员郭炳坤打得一时撤不出来,赵景春就上去掩护。等把司令员掩护下来,赵景春一转身,一颗子弹就从右胸打进去,穿了个过梁子,从肩膀下面出去了。他只听见司令员喊“快背指导员下去”,就是睁不开眼。约摸跑了十几里路,赵景春才猛地睁开眼睛,推开背他的司令员说“我能跑”,就捂着伤口跟他们一直跑了十几里路,来到槐庄的一面山坡上,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既没医生也没药,赵景春在槐庄忍受疼痛,硬挺了10来天,竟然挺过了死神的威胁,慢慢养好伤后又回到部队。

  “西安事变”后,赵景春被编入红二方面军,任独立团四连连长。“在二方面军,我见到了贺龙,穿着和战士一样的衣服,紧条大皮带,身体很壮实,行走骑头大骡子。”由于身体伤病,1939年部队整编时,组织上调他回地方,参加地方党小组,任组长。“那时没有什么证明,写个条条就行了。”在组织的安排下,赵景春打入耀县保警队,搞地下工作直到解放。

  建国后,赵景春回到阿姑社,做起了一个农民应该做的事情,种田养家糊口。他从没有以老革命、老英雄自居,也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昔日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有的成为高级干部,有的有了收入稳定的工作,赵景春的心里除了为战友高兴,从来没有过失落感。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寻找和落实老红军待遇的工作中,赵景春却因为有人诬告他叛变参加了保警队,没有被确定为老红军,经多次申诉,1988年才被定为红军失散人员,这让老人久久不能释怀。“我从部队转到地方,经组织安排搞地下工作,一直坚持到解放。这些经历,有领导,有组织,还有活着的证明人,怎么能说我叛变?怎么能说我是失散人员呢?我不要什么待遇,只要清白,只要尊重事实的结论!”为此,老人开始了内心极度苦闷的上访历程。

  我们采访时,老人为我们翻出了几年来的上访材料,其中有他的申诉,有老战友的回信和证明,也有一些组织部门的回复,足足能装一麻袋。我们抄录了其中一封老人写给王世泰(时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信:

  上次听说你从西安到药王山参观,我得到消息,赶到县委等你,想见你一面,你下山后没停就走了,没有见上,十分遗憾。

  回想起1933年秋,咱们在照金一块战斗的情景,让人感慨不已。1934年,我调到关中分区第七支队任指导员,后来在郭家掌战斗中负伤,西安事变后转入红二方面军任连长。1939年经组织安排,我转到地方搞地下工作,之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民政局才把我当做红军失散人员对待。我认为这个结论不尊重事实根据,这让我内心感到十分委屈。我的经历你是知道的,请你在百忙中关心一下我的问题,能否给我澄清一下?我将感恩不尽!

  从老人家里出来,夜色已经降临,锦阳川一片宁静安祥,远处黑魆魆的山峦连绵起伏,我们沿着河岸走回县城,谁也不说话。不要待遇,只要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老人的经历让我们内心倍感纠结,老人虚弱的病体还能支撑多久?我们决心通过报道的形式,澄清老人的革命历程,为老人的上访助力,这便有了那篇《英雄传奇赵景春》的文章。

  2013年7月我再回阿姑社那次,与那位热心老人正在村中走着的时候,恰好碰见了赵景春的二儿媳和正上高中的孙女。从儿媳的口中得知,1993年我和海鹏的采访报道见报后,尽管老人身份的问题一直没有结论,身体却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心情也开朗了,6年后的1999年5月老人去世,享年82岁。老人的老伴依然健在,83岁了,身体尚好;两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一儿一女;家里盖起了三层漂亮的小楼,600多平米,室内干净整洁,楼面贴着洁白的瓷砖,一座精致的铁制旋转式楼梯格外引人注目;老二在县城还拥有一栋七层的楼房,留了三层自己住,其余都租出去了。老人的儿媳精干爽利,依然保留着老人写给战友们的信件和老友们的回信,我在翻阅时,一下子就翻到了张邦英给老人的回信。

  2015年国庆,我陪母亲去新落成的照金革命纪念馆参观,看到赵景春老人的照片和生平赫然在列: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九死一生的英雄。

转载请注明来源:部队返回二家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