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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的战场:回忆父亲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文章作者:娱乐新闻 上传时间:2018-12-28

  1913年-2002年,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警备旅政委、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1965年9月起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一届六中全会增补)、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的父亲母亲,是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日战争岁月走过来的一代人,对于《义勇军进行曲》比我们有着更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歌歌词也几经沉浮,1978年还为国歌进行重新填词,并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国歌。但修改后的歌词终归不能获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反对新填写的歌词,他们提案建议恢复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是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支持恢复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由我父亲主持大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就有废除重新填词的国歌,恢复将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从此,这首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重新响彻五湖四海、神州大地。

  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一直在寻找新的落脚点。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文献看,这个落脚点至少改变过七八次。俄界会议时,中央还不了解陕甘根据地情况,对前途作了并不乐观的预测。翻过岷山到达甘南的哈达铺,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大公报》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喜出望外,这才确定“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一路上看到不少由陕甘边苏维埃军委主席刘志丹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签发的布告和标语,对此留下很深印象。后来才知道陕甘抗日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个根据地。事后在保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见到我父亲时,还是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我父亲原来这么年轻。

  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次会议对他影响很深。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张闻天所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都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并促使他思考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我父亲谈话,让他重返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因为就在我父亲随军西征期间,关中根据地损失殆尽。我父亲重回关中后,仅用几个月就将关中苏区完全恢复,根据地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西安事变后,红军为了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新澳门娱乐赌场主力大部开赴关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关中的云阳镇。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伯伯,在淳化县桃渠园村与我父亲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个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在西北的红军主力在关中的泾阳县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得到国民政府承认,成为抗战时国民政府下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几十年后,当我父亲主政广东时向小平伯伯汇报想在深圳、珠海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对起什么名字表示为难时,小平伯伯几乎是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当年那个陕甘宁边区不就是特区嘛!

  1937年7月初,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发布命令,要求关中特委选派干部战士加入红二方面军。我父亲接到命令后,紧急动员,从关中各部队和游击队中挑选了五百多名优秀的干部战士,组成一个补充团,由我父亲的老战友、关中分区司令员郭炳坤叔叔亲自带队,将关中优秀的子弟兵编入贺龙伯伯的部队,这时候红军总指挥部已经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的三个师,都是从关中地区开赴抗日前线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与彭德怀伯伯、贺龙伯伯这两位他尊敬的师长和战友共同驰骋在西北战场,他们对八路军刚成立时在关中的岁月记忆深刻,许多年后,贺龙伯伯还对富平的锅盔和石子馍赞不绝口。

  抗战初期,许多沦陷区和国统区的热血青年,都十分向往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关中地区是他们从西安往延安的重要通道之一。我父亲对经过关中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十分关照,在沿途布置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提供各种便利,为他们解决食宿困难。

  顽固派当时在关中地区制造的摩擦事件不断,特别是“旬邑事件”曾经震惊全国。当时,关中各部队情绪激动,纷纷要求参战攻打旬邑县城。我父亲本来在延安开会,旬邑事件发生后迅速赶回关中,一方面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按中央的指示精神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另一方面耐心做部队和群众的工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我父亲还致信保九团团长尤奉山,要求他以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为重,奉劝他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给我父亲说: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根据我父亲的报告,经中央同意,向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和蒋介石致电抗议,国统区报刊也报道了此事件,当局不得不派人解决。父亲在中央领导下妥善解决旬邑事件引发的危机,受到中央的表扬。

  1942年,我父亲参加延安整风和西北高干会议期间,亲笔为父亲和一批陕甘宁边区受奖的干部题词,给我父亲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会后,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到绥德去工作。我父亲随即被任命为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又担负起为延安把守北大门的重任。

  2000年,受我父亲之托,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人重访陕甘宁革命老区,重访了当年在大生产运动远近闻名的绥德郝家桥村。这个村庄是我母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父亲在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一个典型。曾任绥德行署专员的杨和亭伯伯曾经回忆说,我父亲领导绥德大生产运动时,不仅层层动员,而且身体力行,有时一边找干部谈话,一边还亲自动手纺线。一个大老爷们坐在纺车前纺线,这情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滑稽,可在当年陕甘宁边区,从朱老总到周恩来伯伯、任弼时伯伯,人人参加大生产运动,大家都动手纺过线。

  早在抗战前,我父亲就把自己的亲弟弟习仲恺和表弟柴国栋等带到红军队伍里。抗战爆发后,叔叔习仲恺和表叔柴国栋等多名亲属,又在我父亲引导下参加了八路军。

  我的母亲齐心15岁在山西抗大一分校入党,后来到延安抗大总校学习工作。在抗日烽火中与我父亲从相识到相知,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母亲在她的大姐齐云姨姨带领下逃出日军占领的北平,辗转来到山西,在齐云姨姨的鼓励下投身抗战的洪流。看见两位姐姐都参加了革命,我的舅舅齐锐新也不愿继续求学,与我的外祖母邓耀珍一起投奔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母子四人参加抗战,在当时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被传为佳线周年来临之际,遗憾的是当年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已经不多了。我母亲作为幸存的老战士之一,能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令人无比欣慰。

  我常常在想,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积淀下来的真实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只要中国人永远不忘记那些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会遥远。

  同志之子。1956年11月生于北京,少年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开始后随母亲下放到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中学在那里度过。16岁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过工人,年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队、外贸以及政府单位工作过。曾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创始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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